初中時考音樂，老師彈琴，學生四個一組唱。我把三個同學的聲音都蓋住了，而且最後搶先一步唱完——就像賽跑第一個撞線。我洋洋得意地看著老師，三十出頭雲英未嫁，我們私下都稱她老小姐。老小姐憐憫地看著我，像是看個殘疾孩子，輕輕道：“你不是唱歌，是背書。給你六十分吧。”大學時候，聽過一次演奏會，實在欣賞不出名堂，只得提前退席，心裏感到悲哀：我與音樂今生無緣了！

大崔是音樂教師，我在天山腳下教書時的同事。他有一顆大腦袋，開始人都叫他崔大頭，後來一變而成大崔頭，再一變，像是遇上了血滴子，頭沒有了，成了大崔。老北京，從自治區音協下放到中學教書來的，長我十歲，那年也就是三十來歲。大崔每天黃昏都要耷拉著平頭大腦袋在操場上散步，高高的個子，反剪著手，像掛在五線譜上的四分音符。大崔能彈鋼琴，奏小提琴，能彈熱瓦甫、冬不拉，簫笛笙管上口成曲，最出手不凡的是二胡、琵琶、三弦。有一回誰從縣劇團弄來一副唱“道情”的漁鼓簡板，大崔拍打得有板有眼，還韻味十足地唱了一段鄭板橋的《道情》：“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大崔有一副好嗓子，能從京、昆、評劇、梆子唱到京韻大鼓、唐山落子。開始我對大崔只是心儀，沒有交往，也沒有想到交往，我是個與音樂無緣的人，何必去攀識音樂人？不料大崔來找我了。他聽人說我有一本線裝的《白石道人歌曲》，借書來了，說是研究上面的譜。我告訴他，我對音樂可是一竅不通。我們沒有談譜，談的是薑白石的“暗香”、“疏影”。打那以後就有了交往。日子久了竟然成了頗聊得來的朋友。多半是我聽他聊，聊李叔同、黎錦暉、黃自、王洛賓，聊劉天華、瞎子阿炳……，或者聽他講上幾則梅蘭芳、金少山、言慧珠……的軼事，哼一段馬連良的“借東風”。

我們也有過爭論。大崔認為一個人的各種感覺是相通的，所以訴諸視覺嗅覺的色香可以用訴諸聽覺的音樂來表達。這讓我想起十九世紀俄國作家柯羅連科的小說《盲音樂家》。盲音樂家小時候就是憑琴音來辨色的。但我始終覺得，這根本不能稱之為色。至於香就更玄乎了。“弦上黃鶯語可以，弦上玫瑰香行嗎？”我問大崔。“我是說一個人可以由音樂而感到花香。信不信？”“你是說產生幻覺？高僧說法，天花亂墜，你能來個大崔撫琴，花香撲鼻，我就服你。”大崔揉著鼻子笑道：“那你等著。”

這一等，等到了第二年雪消。西北的春天來去一晃，雪盡春老，儼然已是初夏。學校裏兩棵沙棗樹仿佛一夜之間抽條吐綠，接著珠苞攢動，一樹嬌黃，香氣鬱鬱，撩撥不開。那天晚上大崔夾了把二胡來了，他說他譜了首二胡曲“沙棗花”拉給我聽聽。好啊，我騰出椅子，坐到床上，一門心思聽。聲音柔和，散發慵懶，暖洋洋初夏的節候，我聽出了嬰兒的牙牙學語，姑娘的吃吃匿笑。琴聲一波一波，飄逸而纏綿，含蓄而熱烈，我的想像 終於跟不上琴聲，迷失在一片抽象的旋律中，進不去，仿佛被關在花園外找不到園門一樣。我索性欣賞起大崔來了，他一邊拉二胡，一邊眯著眼側著頭，鼻翼翕動，一副醉嗅花枝的模樣。琴聲慢下來了，漸漸遠去，越過天山那邊去了，消失了。但對大崔來說消失的也許不是琴聲，而是花香。“剛才聞到花香了嗎？”他問我。“現在也聞得到啊，空氣中本來就有花香。”他搖搖頭：“不一樣。”

大崔還作過好些曲：“天山落日”、“大漠行車”、“鴉陣”、“胡同”……我這最不懂音樂的人反倒往往是最早的聽眾。我最喜歡那首“大漠行車”。孤零零的車在大漠中哆嗦著前行，搖顫顛簸，發出的聲音猶如哭泣。我萌生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的感觸，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感觸，悠悠世路滄海一粟的感觸，但又不完全是，這實在是一種不可言傳的感觸，文字無能為力。我跟大崔說：“音樂在此勝過了語言。”大崔笑道：“你開始和音樂有緣了。文革前夕，報紙上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大崔說：“還是不要耍筆桿，搞音樂保險，文字實，音樂虛，抓不到把柄。”但文革開始大崔還是月臺陪鬥了兩回。接著，批判他的大字報貼滿一牆，名字上打了紅叉，罪名是寫“黑曲”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偉大領袖。大字報上說他的“天山落日”是攻擊偉大領袖；“鴉陣”是誣衊社會主義祖國“天下烏鴉一般黑”； “大漠行車”，行到哪兒去？是不是投靠蘇修？大崔看了批判他的大字報一聲不吭就往回走，都說他回到家把樂譜統統燒了，把胡琴、小提琴都劈了生爐子了。

七二年，大崔北京的親戚幫忙，發來調函，調回北京通縣。其時我才從牛棚出來。走的那天我去送他，行李中有一口自釘的白木箱，大崔說：“都是樂器。”“不是說劈了當柴燒了？”他道：“有把自己劈了燒的嗎？”看著他上車，車子開走，我想我的一段音緣也告終了，悵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