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叫他围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也没有人想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围围矬个子，罗圈腿，走起路来，两条腿不是直里往前迈，而是一左一右画着圈向前围去——围围这名儿就这么来的。

六十年代初，我被发落到西北边城教中学，老教师向我介绍当地风土人情时，特别提到几位乡野草间的传奇人物，围围就在其中。围围是农村社员，但都知道他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围围的未卜先知不靠相面测字、占卦问卜，他也不懂什么紫微斗数；你问他，他就答，像课堂上学生答问，而且三言两语，绝不啰嗦。远近常有人找他问事，只是每次只能问一椿事，不收钱，只收上门礼物。

围围未卜先知的传闻很多。冬天晚上，附近社员找上门来，才进院子，人还没有见，围围隔窗子喊过话去：“毛驴丢了？不碍事，天一亮自会回来的，掉两个耳朵尖。”果不其然，天亮回来了，驴耳在戈壁上冻坏了，日后两个耳朵尖掉了。

有一个交三十的农村大小伙，小时候让芨芨草戳瞎了一只眼睛，说不上婆姨。大小伙带了一条羊腿来找围围，让他指点终身大事。围围说：“十天后，套上驴车，带上‘刀把子’，往东三十里，运气好能捡个婆姨。”——当地人称白面馍馍为“刀把子”。十天后，小伙子套上驴车，带上“刀把子”，往东进了戈壁。走了近两个时辰，真见到个二十光景的大姑娘守着包袱坐在半截颓圮的土墙根里发呆。姑娘是甘肃民勤人，扒火车上新疆，结果投亲不着……大小伙送上“刀把子”，姑娘上了驴车，就这样捡了个婆姨。那是大饥荒的六○年的事。事后一算路程，也就是三十里。

最玄的是，兵团一位首长的守寡老娘，长期眼痛，百治无效。最后首长坐了吉普车来找围围。围围说：“去把你大（父亲）坟头上那棵芨芨草拔掉。”首长回去，到大坟上一看，真长了棵芨芨草，就手拔掉，老娘的眼睛从此不痛了。首长问围围，想要些什么？围围说想要两个吉普车上换下来的轮子。首长给了两个新轮子。所以围围的驴车不是一般的胶轱辘，是地道的汽车轱辘，方圆百里，独一无二。

对诸如此类的传闻我当然嗤之以鼻，无非是边城绝塞的迷信愚昧。每次议论这类传闻，总想给它一个合理主义的解释。比如捡婆姨的事，你敢说不是围围知道有个投亲不着的姑娘，于是就叫她在三十里地候着？学校里教俄语的霍老师是本地人，说起围围就啧啧称奇。我和他常为此抬杠。老霍说，他原先也不信，有一回特意跟朋友上围围家，存心去试一试。围围坐在炕上，看了他一眼，道：“‘储搭子’里揣着四元两角钱，八两粮票，来试我围围？”“储搭子”是当地土话，口袋的意思。老霍自己都不清楚只袋里有多少钱钞粮票，于是当场摸出来点，竟分毫不差！“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他懵对了？你也懵给我看看！”我虽然没法解释，但坚持“唯物主义”：“总而言之，你不是被懵了就是被耍了。说不定跟你一起的朋友偷偷看过你的口袋，告诉了围围。”“不可能！”老霍叫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老霍道：“哪天我带你去见见围围。”

围围是上山公社的社员，住在靠山的戈壁上。打县城骑自行车差不多要一整天，一路又是上坡。所以尽管老霍说了几次“哪天我带你去见见围围”这“哪天”始终是未定之天。一直到文革前一年，支援夏收，我和老霍一起到上山公社戈壁地割麦子。割了半个来月，完成任务，原说次日公社派拖拉机送我们回城，不料晚上来了通知，说明天拖拉机来不了，要我们多待一天。老霍来找我：“围围离这儿不远，走路半个来小时，明天我带你去，去不去？”我回答得很干脆：“为什么不去？”

第二天我们吃了早饭上路，先拐到供销社买了两包饼干。天清气爽，纤尘不染，放眼望去，戈壁空旷，村落稀疏。老霍指着一个村点：“围围家就在那里，”他早打听好了。走了半个钟点就到了。这村点总共十来户人家，院墙互不相挨。围围家院墙外立着一排钻天杨，潇洒挺拔。院门开着，望进去，一明两暗三间土坯房。一头黄狗朝我们汪汪吠了两声就呜呜个不停。屋里走出一个五十好几的妇人，朝我们点点头：“来啦，进屋去。”她自己却往外走，出了院门，黄狗跟着出去了。老霍告诉我，那妇人肯定是围围的老姐，围围和姐姐住一起，全靠她照料。

我们一踏进屋，就听见咳嗽声从左边蓝布门帘里传出来，咳嗽过后是沙哑的说话声：“中学的两位老师吧，进里屋来坐。”我们掀门帘进去，只见炕上坐着个人，正抽莫合烟，个头就像十二三岁的娃娃，无疑就是围围了。我感到吃惊：围围干巴起皱的脸上竟闪着一双明亮温润的大眼，像戈壁上两眼泉。简直不可思议！围围一身泛白的蓝布中山装，整整齐齐，紐扣扣到脖子根。

“坐下”他指了指靠墙的桌凳，桌上备着烟茶。围围看着老霍说，“这位霍老师四年前来过。”又看了看我说，“这位老师初次见面。”老霍指着我问围围：“你看这老师是哪儿人？”“你是塞北，他就是江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老霍得意地碰了碰我胳膊。“两位老师是不是要问什么事？我马上就要上公社卫生院去。”

老霍先问：“我该朝哪个方向去找对象？”老霍快交三十了，别人跟他介绍过几个女的都没有成功。但听他这一问我忍不住嘿哧笑出了声，他也想吆车三十里去捡个婆姨？这小子！围围一双大眼盯着老霍看，缓缓道，“哪儿找婆姨？到你走过的路上去你，你们同过路啊。”这双大眼转到我脸上：“这位老师有什么要问的？”我本不想问什么，只好临时扯个题目：“你看我往后这辈子怎么样？”“过十年再说。人要会熬，熬才能出头。”说完这几句，围围就一言不发只管抽烟。

人也见了，话也问了，我示意老霍：走吧。我们将两包饼干放桌上，起身告辞。围围两条腿一伸，顺炕沿挂下，两手再一撑，就跳到了地上。他个子到我胸前。他送我们出屋，迟疑了一下，又送我们出了院子，两条腿画着圈，一左一右往前围得飞快。

往回走的路上，我笑着提醒老霍：“留点儿神，这可是走过的路啊。”“要同过路的。”我们又抬起杠来。我说围围的话摆明是江湖诀。但老霍觉得迟早会应验的，回头一看就会恍然大悟。“你说，”老霍问我，“围围还没有见我们人，怎么就知道我和你是教师？”我说：“我们上这儿都割了半个月麦子了，围围能不知道？猜也猜得出来。”“他怎么会知道你是江南人？还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看人的模样我也能懵个八九不离十！

第二年文革一开始，围围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公社造反派揪出来游乡。据说，游乡前一天，围围就给自己糊了顶高帽。第二天造反派问他：“谁告诉你今天要游乡的？”围围答道：“不用人告诉我。”游乡的时候，他罗圈着腿，围着步子，走得挺利索。后来又听说，围围是口里来的逃亡地主；再后来，干脆就不再听说了。

文革结束，老霍告诉我，围围在文革中死了。老霍在文革中成了家，女方是小学同班同学。“围围说我的对象在我走过的路上，跟我同过路，真说着了。”老霍感慨万千。这一回我没有跟他抬杠，我想起了围围说的“过十年再说”。文革不正是十年？而且总算熬过来了。难道围围那双不可思议的大眼睛真能遍观过去未来，洞悉天人幽明？我实在不愿意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