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年春，我正在北大东语系越南语专业念一年级。课业不重，一半时间泡在图书馆中看杂书。看累了，就到未名湖畔溜达溜达，新柳鹅黄，春水鸭绿，令人赏心悦目。四五月间，社会上开始鸣放，学校相对显得平静，只是阅览室以及饭厅外的报栏前，总是踮脚引领围满了人；入夜，宿舍十点半熄灯后，大家躺在床上，总要对当天报上的事件议论一番，激动得睡不着。

五月十九日中午，我上大饭厅用餐，见围着一堆人在看大字报，大字报质问团委出席”三大”的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围着的人默默地看着，看完后又默默地走开，气氛吊诡又凝重。下午见到另一张大字报：“一个大胆的倡议”，建议开闢”民主墙”助党整风，围观的人依然沉默。但世上不少惊天动地的事都始于沉默，第二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像奇迹一般，饭厅以及附近各斋墙上陆陆续续贴出了各色大字报。

盖满大饭厅东墙的是中文系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字写得很大，且字迹奔放。不少人或站 或蹲忙着将诗抄下来，我也将它抄了到自己的本子上：“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写在纸上。/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来见一见天光。/让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在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生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这诗句像重槌般一槌槌地敲在人们心鼓上。

下午，我在图书馆坐不住了，早早出来，到饭厅周围看大字报。一堆人围在二十六斋墙前看新贴出的大字报：“第一株毒草”。自称“毒草”？标题就怪！下面引了一段话：“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不就是说过”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这句名言的希腊哲学家吗？名字听说过，但引的这段话却新奇得令人战栗。这张大字报竟然将我们学了一遍又一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成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将”三好生”说成是白痴，如此惊世骇俗，叫人觉得痛快又觉得害怕。

大字报的落款是“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谭天荣就站在大字报前，他中等个儿，戴着眼镜，镜架常滑下鼻梁，得用手往上推，那一双眼睛温良得像绵羊。有人责问谭天荣：”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是什么意思？对谁怀有恶意？”谭天荣道：”这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话，你只要读一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知道了。”谭天荣说话慢条斯理，音色悦耳，甚至有点儿娘娘腔，脸上常带微笑——有时出于自信，有时是出于对批评不值一驳的傲慢。

谭天荣后来还连续贴出了“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我一一抄到了本子上。在以后的半个月中，好几次见到谭天荣辩论。他嗓子嘶哑了，声音依然悦耳，还有那微笑也始终如一。那些日子里，几乎哪儿都可以见到大字报，辩论会也多起来，跳上饭桌就是上了讲坛，从宿舍里搬一张凳子在饭厅前广场上一放，站上去就可以作一番演说。常有人提起海德公园，饭厅前成了民主集市。张元勋他们编印出版了《广场》杂志，饭厅前人们排了队买。一个叫何一雅的人将赫鲁雪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从英国“工人日报”译过来写成小字报，逐日张贴在饭厅前布告栏上，大家外三层里三层地挤着看。还有人糊了个民意测验箱，列出一些问题作调查。

谭天荣、龙英华这群人成立了“百花学社”，发了宣言，主张对任何问题都可以自由争鸣，可以自由办刊物。龙英华是哲学系学生，湖南人，精力充沛，嗓门大，辩论时声音像喇叭，脆而亮。他说湖南出了毛泽东，还出了个龙英华。反右开始后，龙英华贴大字报提出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该有社会主义民主化，为此要订出个五年计划。谭天荣他们还准备传递”五四火炬”，将北大的民主风吹到全国各大学。

五月二十三日约黄昏时分，突然传说人民大学法律系一个叫林希翎的女学生来北大参加辨论会。我闻讯赶去时，会场早乱了，林希翎已被一群支持者簇拥到小饭厅前的十八斋（现在的三角地一带）。林希翎正站在十八章的廊栏上讲话，人越聚越多，现场混乱，赞成与反对她的人都情绪激动，有人喝彩，有人喝斥，有人鼓掌，也有人发出嘘声，叫喊着滚回去的…。林希翎引用了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名言：”尽管我不赞成你所说的一切，但我愿以我的生命来维护你的发言权！”现场更加混乱了。

记得林希翎那天梳着两条辫子，穿一身洗旧的列宁装，从容沈着、思路敏捷、能言善辩，但终被吵嚷声淹没讲不下去，一羣人又把林希翎拥走了。过了几天，林希翎第二次来北大参加辩论会，那是在大饭厅，她就站在饭桌上讲话，穿着海军衫，别有一番风采。她滔滔不绝谈胡风的冤案、谈社会制度、谈法制、谈特权、谈青年问题…。听了她对现实政治的分析，让人有触电的感觉。

那几天，饭厅外贴出了几张攻击林希翎的大字报、小字报。多半是揭人隐私、无关乎观点，是“林希翎何许人也”之类的东西。说林希翎本名是程海果，一心想成名，因为崇拜研究批判红楼梦一炮而红的李希凡、蓝翎，所以更名为林希翎；还有说她从小由给人洗衣服的母亲抚养长大，说她信仰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她”橡皮年龄”——自称二十二岁，其实起码二十五岁，诸如此类。

当时我的班上总共有十三名同学。东语系在北大本是小系，越南语专业又是东语系中的小专业，总共才两个班。我在一年级，另外二年级有个班，也是十个人左右，而那时的学制是五年制。大概是在林希翎来北大以后，一次班会上，大家觉得不能一味旁观也应该写大字报，投入整风运动。但写什么呢？团支书谷某讲了一件事，他说，前一阶段政治学习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头子狄托在普拉发表的讲话时，东语系团委书记周斌（周是学日语的，文革时担任毛、周等人的日语译员，经常见诸报端）曾给各支部作了布置：根据每个同学在学习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分类，或进步或落后甚或反动，然后上报，材料自然要归檔。大家听了一愣,怎么能背地里这么干?这不是有些开”黑名单”的味道?愤愤之余,大家决定就拿它作材料写大字报,谁来执笔呢?结果推到我头上,我也当仁不让写了一份质问周斌的大字报,全班十二个人签了名,只有唯一的一名党员没有签。

大字报内容提到应该公开个人档案，秘密塞进档案袋的东西应让本人知道。六月初，我又写了一篇近乎小说的东西：《唐吉诃德先生外传》，抄成小字报贴了出去，把谭天荣比作唐吉诃德式的英雄，虽然不为人理解，却是自觉地在为正义人道而战。后来还写过一篇小说之类的东西，如今连题目都忘了。

当时大字报贴出去后谁都可以摸出笔来在上面加批语作评论，一张大字报上往往被批得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撩乱。有一位西语系的同学将”唐吉诃德先生”几个字圈了起来，批道：在西班牙语里”唐”即先生，所以”唐吉诃德”后不能再加”先生”。我在他的批语后写了两个字：”聆教”。中文系的江枫写了一段话，建议我将《外传》印出来，自然我没有印。江枫后来是中文系的大右派，四人帮倒台以后读到他译的《雪莱诗选》，很精彩。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正式揭幕。学校党委开始组织反击，批判右派言论的大字报多起来了，每天都能看到这个系或那个系揪出某某右派分子的标语和大字报，一时风声鹤唳，同学们又都沉默下来了；有些人却一夜之间成了反右积极分子，声势夺人，千方百计地表现自已，在校园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围着右派“辩论”，但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有一回在饭厅前，一个平时挺逗趣的食堂工友，指着谭天荣厉声道：”党和人民出钱让你上大学，你还反党反人民！”谭天荣手抱在胸前一声不吭，只是微笑，周围的积极分子就骂他无赖。

在反右的隆隆战鼓声中，数学系的张景中在第三阅览室墙上贴出大字报《急流勇退》，直截了当地说政治比他想象的要肮脏得多，并且宣布不参加学习。校刊上登出照片——张景中躺在过道里，照片的说明写道：张景中耍死狗，拒绝参加学习。这自然是对抗态度，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张遂成了数学系的极右分子。

我平时与同是越南语专业、比我高一年级的李堂轩很合得来，总在一起交谈、读书。我们都有些崇拜林希翎，有一回还顶着烈日一起步行到人民大学听林希翎的讲演。反右开始以后，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知道自已肯定会被定为右派，叫我与他少来往。李是班上的团支书，南京人，有才气，老成朴实，工人家庭出身，父亲是铁路巡道工。果然，李不久就被揪了出来，在课室楼大教室开了全系批判会，李的反党言行中有一条是和一年级的某某上人民大学听林希翎的讲演。

七月初暑假前夕，东语系总支书记贺剑成约我谈话。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在外文楼二楼一个房间里，贺剑成戴着眼镜，头发天生有些鬈曲。房间里就我们两个，他让我坐下，关上门，他目光沉静，看了我一阵子，轻声问道：”今年多大了？”“十八。”他点着头又问：“老家哪里啊？”“苏州。” “苏州好地方，苏州有个沧浪亭。” “是的。” “《浮生六记》里写过的沧浪亭”。“是的”。 我知道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但没有读过。“家时还有什么人？”我回答了，但“姐姐”两个字音没有咬准，贺剑成特别重复了一遍。接下来他问我生活、学习、爱看些什么书等等。我一直提心吊胆地等着他问大字报的事，但他竟一字不提，最后问我：”暑假来了，回不回家？有些什么打算？” 我告诉他：”想在学校里好好看几本书。” 贺剑成点点头：”这样好，静下心来看书，也要注意休息。” 一场谈话结束，居然没谈”国事”。 四十余年来我始终记得这场谈话，以及自已冒的一身冷汗。

暑假以后，我由东语系转入中文系，插入一年级新生班。反右还在继续，我逃入图书馆，读先秦诸子，读诗经楚辞,”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帝高阳之苗裔兮”……。进入五八年，学期快终了时，一个雪后的下午，上完课才走出教室，就让守在门口的中文系辨公室的一位女职员截住。她通知我马上到教学楼一0七室去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她说去了就知道，盯了我一眼转身走了。我踩着残雪赶到教学楼一0七室，推门而入。里面不足二十人，静悄悄正襟危坐，都是越南语专业的同学，只有一个是中文系的。他们对我视而不见，我就知道不妙，一看黑板上，早写好了一排大字：声讨右派份子宣树铮大会。

终于轮到我了！批判会后回到宿舍，寝室门口已贴出大字对联，无非是反右的套语，横批写着”何去何从”。两天后，法律系四年级的一位同学受我姐夫之托来看我，被寝室门口的对联吓得转身就走。一经宣布为右派，中文系班上的同学立刻就不睬我了，一位经常和我结伴上图书馆的同学受了连累，一再交代如何受我反动思想毒害，以划清界限。

此后，每天要参加东语系右派的学习，我虽然人在中文系，但右派的”籍”却归在东语系。那是在挨近俄文楼的一间小教室里，没有人坐镇，大家坐到一起自已学。东语系名义上有九个语种，即九个专业，但全系学生还不足两百，一起学习的右派计十人，超过了百分之五的比率，其中日语专业四年级就占了好几个。说是四年级一个团支部都烂掉了，支部书记是刘绩生，他算得上是东语系的头号右派。反右开始后，刘绩生还贴出一张”我要问、问、问！”的大字报。他认为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怀疑，他对反右就是想不通：无疑这是禁锢思想、压制言论。他呼吁人与人之间要有爱、信任、相互尊重，并主张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刘绩生高高瘦瘦，头发蓬乱，眉宇间有一股刚毅之气，喜欢在小屋里来回踱步，说起愤愤不平事，目光森寒如电。他难得一笑，笑起来却有孩子的天真，露出一口洁白的牙。这是个为了真理不惜抛头颅的人。

跟刘绩生常在一起的是陈应年，圆圆的红扑扑的脸蛋，笑瞇瞇的时候居多，他好象没有感到任何压力，对眼前的处境毫不在乎，彷佛这一切”早在山人预料之中”，照样兴致勃勃谈天说地，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文学典故；另一个史元正也是日语专业的，少年白头，陈应年说史元正向往”贞观之治”，听说他曾经萌生过跳未名湖的念头。其它几位里还有印尼语专业的、阿拉伯语专业的和缅甸语专业的….。

处分一直到五八年夏初才宣布。“仪式”很简单，事先通知我们在二十九斋过道集合，然后“亮相”，在二十九斋门口排成一列横队，由东语系系主任季羡林先生宣布处分决定。季先生语气平缓照单宣读，读完就走。处分分四等：开除学籍、开除留校、留校察看、免于处分。我的处分是留校察看，但没有宣布期限。李堂轩开除留校，但这处分有些费解，既然开除又怎么留校？李后来到农场劳动了一个多学期，又回来上学，毕业后分到晋南山区教中学。若干年后和教过的一个学生结了婚，寄了张两寸的小照给我，虽是结婚照，却没有一点喜气，反有着几分凄苦。文革开始大伙断了音讯。刘绩生、陈应年当年好象是开除学籍，此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八十年代初见到一本厚厚的日本学者研究王阳明的著作，译者中有陈应年的名字。

留校察看，在班上就属于”贱民” ，谁也不会来跟你交朋友，你却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半个月左右要口头汇报陈述思想，每一两个月交一次书面的思想小结，每学期交一份总结，再由班上同学评定，汇报也好，小结、总结也好，内容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分析自已犯下反党反人民罪行的根源：阶级根源、认识根源、思想根源；一是交代对当前国内外大事及党方针政策的态度和认识。从理论上讲，右派是人民的敌人，因此对党的方针政策必然怀着敌意或怀疑，这是你必须向组织交代的。有一个时期负责管我的是班上同一小组的一位叫鲁萍的女同学，她参加过抗美援朝，在班上是大姐，为人爽直。向她汇报思想时是可以随便谈谈的。有一回谈及辩证法，我坚持事物最终都会走向自已的反面，否定自身。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劝我不要钻牛角尖。学期结束作鉴定时，鲁萍总为我说些好话，肯定我思想改造的成绩。

一九六一年，我摘掉右派帽子的次日，在食堂里遇见鲁萍，当时她已由中文系转入政教系，她看见我后匆匆迎上来，祝贺我摘了帽子，眼睛里闪着泪光。文革以后，突然听到鲁萍上吊自杀的消息，当时一家报纸上还有专文报道，文章我没有读到，只是听老同学说，鲁萍的爱人也是右派，被整死在文革中，四人帮倒台后，鲁萍为她爱人的平反之事到处奔走，但总讨不到真正的公道，怨愤之余竟寻了短。

一九六二年大学毕业，我理所当然地被分配到新疆。离校前中文系总支付书记华秀珠找我谈话，宽慰我说，“年青人犯错是难免的，得个教训。如今已摘了帽子，回到了人民中间，跟大家一样了，不要背什么包袱，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华秀珠这么跟我说，相信她一不定也是这么认为。然而事实却是摘帽右派依然是右派。我在新疆待了十七年，这又是人生中的另一段苦难的历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