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洪君彦与北大世经》的续篇。1959年北京大学设立世界经济专业，标志着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创立。然而北大世经专业起步并不顺利，文革前磕磕绊绊地招收了两届本科生，文革中又吸收了两期工农兵学员。作为世经专业开山鼻祖的洪君彦，似乎没有享受多少绚丽多姿的春花，却被遮蔽在浓黑的夏日浮云之中。

70年代末，洪君彦结束了江西鲤鱼洲农场的劳动改造以及北京大学的各种政治审查，重新回到北大世经教研室主任岗位上，迎来了人生与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世界经济专业自此开始长达20多年风光无限的美好时期，一个30名学生的专业，一年招收的全国状元竟有十几人，超过整个北大其它文科专业的总和。78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北大世经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也是洪老师最钟爱的一帮弟子。2011年仲夏，洪老师患重病住进香港医院，从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前来探望恩师的学生络绎不绝，而弟子的问候成为他每天必需注射的镇定剂与兴奋剂。于风烛残年，洪老师几乎生活在对学生的回忆之中，希望从弟子身上感受学术生命的延续和世间万物的不灭。

作为78世经的一员，我们有义务将这个班级所走过的足迹标在“世界经济专业”的经纬图上，在广漠人海中树立起来，使匆匆行进的人们在停顿时可以看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多少有些像中国许多家族修续家谱，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清晰有序地记录历史过程，使前人为后代而奋斗，让后代为前人而自强，彼此照应、相互滋润、生生不息。试图评价“一代精英”是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我不具备资格。然而事情一定要有人去开个头，权作投石问路，希望能够引来同窗们的关注与责难。在责难之余，动手写一点自己的经历与感受，以不断修缮，日臻准确完满。

我多少有些唐突的举动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人感动不已。一篇小文跨越千山万水，将多年不见、天各一方的同窗串联起来。大家忘却了兄弟离散、天涯孤独的怆然，重新回到未名湖畔、博雅塔下，听风度翩翩的洪君彦老师讲“薄荷脑油”官司和“牛仔裤可以站起来”的故事。我们品味着青少年天真无邪的青涩，更感受到中年拒绝忸怩作态的成熟，大家以闲逸洒脱的心态审视风雨人生，玩味世间百态，坦然地面对荣辱毁誉，多情地渴望“重逢喜、宴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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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世经是个典型的“老人班”，29人入学时平均年龄达26.6岁，毕业时多数人已过“而立之年”。年龄最大的张健雄和吴德辉，均出生于1946年。文革前参加过一次高考，因为父母“政审”问题被排斥在校门外。他们熬过了“十年动乱”，1977年再次报考，又由于“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1978年国家明文规定放宽对“可教育子女”的政策，他们才圆了“大学梦”。我们班生于40年代的共有9位，俗称“九老”，其余7人是黄大中、周光启、钟建军、张辛程、李永平、王鹤、萧琛。记得当时大学有规定说在校生不许谈恋爱，而我们系有的同学入校时已是3个孩子的父亲。班主任刘文泉论年龄只能排在中游，对一半以上的学生以“老黄”、“老周”相称。

作为班上老大，张健雄具有强烈的危机感。入学后没有认真上课，一门心思准备报考研究生，一年后去了社科院世经所。耗尽大半生心血研究世界经济的他竟然在事业晚期突然意识到自己选择“世经”是人生中的一个误会，内心的兴趣更多地在历史和文化方面。5年前退休后，他开始做自己的事情，2011年7月出版专著《当东方相遇西方 – 感受文化的份量》。为了能够体验不同国度的文化，他每年安排一次远行，并迷恋上了制作DVD。今年夏天同学聚会，他带来了2个高水平的光盘：《2009台湾纪行》、《2010逆流古文明之河》。

萧琛是“九老”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同学中为数不多高举“世经”大旗的人，继洪君彦、张康琴老师之后，成为第三届北大国际经济系主任。萧琛属于“自制力”极强的人，无论是做学生时还是当老师后都以“用功”而闻名。7载北大生活后，萧琛去了中央财经大学和美国马里兰大学，1989年重返母校直至今日。萧琛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成就是翻译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自1999年起，他连续主译了被经济学人奉为圣经的《经济学》第16、17、18、19版。在现代青年经济学人眼中，他就是我们当年顶礼膜拜的“高鸿业”。

钟建军是班党支部书记，军人出身的他一身正气，一脸威严，令我们几个年少的同学们多少有点恐惧。毕业后回到家乡沈阳。或许应了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名言，沐浴过四年“独立与自由”之春风的老钟，无法再适应东北老乡思想保守的环境，一气之下去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老钟在特区如鱼得水，几年后便坐在深圳赛格财务公司总经理位置上，建造“地王大厦”时创造出每两天半起一层楼（钢结构）的奇迹，被作为“深圳速度”的象征。

张辛程是首任班长，在校时被大家公认为行政能力最强之人，与张炜、李克强、潘维民、孟晓苏、袁纯清、朱善璐等人一起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工作。毕业时分配回到老家河南新乡，阴差阳错地与历史机会失之交臂。无奈中下海经商，虽颇有成就，却未能像大家预料的那样“成大器”，或许这与他不甘寂寞、非王即寇的性格有关。

李永平值得一表。大胡子，大智慧，为人厚道，爱打呼噜。我大学时失眠一半缘于前任班长张辛程天天挑灯夜读，另一半要归功于后任班长李永平的鼾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学上英语课颇为费劲，号称“年龄太大，脑子里东西太多，必须拿出去一些，才能装进英语单词来”的李永平竟然在多年后移民澳大利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政府当起了公务员。再一次证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名言。

王鹤乃十足的专业人士，读书时下围棋、弹琵琶都达到专业水平。毕业后在国家统计局和社科院经济所工作数年，强化了他在统计分析和专业翻译方面的能力。80年代末回归本行，在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欧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务。目前，年过六十的王鹤占据了欧洲所唯一的超龄退休的名额，足见他的重要性。

言毕“九老”，再表班里的“五朵金花”：刘旭红、王晓韵、黄跃秋、孙方红，刘卫。今天大学的主宰者是女生，而30年前校园内女同学属“稀有动物”，男生见之定会睁大眼睛。经历“十年动乱”，考入北京大学的女生，除了少数天才，大多出身书香门第，即使在文革艰苦条件下也坚持不懈地读书。黄跃秋出身北大世家，外公游国恩乃北大中文系一级教授、著名文学史家和楚辞学专家，父亲也任教北大国政系；孙方红的父亲孙汉超是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而刘旭红家父是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尽管班里男生盯得很紧，无奈五朵金花埋头书本，不闻不理。毕业时在班里被称为“大姐”的刘旭红分配到国家计委外资司，其他四人分别考取社科院世经所、美国所、国际贸易研究所和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在祝贺“五朵金花”的同时，一些男生颇有遗憾和不忿。

刘旭红在国家计委外资司工作非常努力，成为中国“利用外资”方面的资深专家，一路升至司长高位。年近花甲尚不思“卸甲归田”，亲手操持中国利用外资为中小企业担保服务试点项目。然而事业心强、思想单纯对女性来说是个不小的灾难，刘旭红贻误了恋爱花季，生活颇为坎坷。当然“上帝是公平的”！，“大姐”宽厚、善良以及对于生活、事业的执着追求终于得到回报，家乡竟有一位中学同窗一直暗恋她、等待她，20年矢志不渝，精诚所至，金为石开。令人惊叹的是“大姐”在知天命时产下一个漂亮的女儿，使其人生更加圆满。

四位年轻的女同学读毕研究生，先后远赴欧美，在更为广阔的天地追求事业与理想。如今王晓韵在美国新泽西州享受田园风光，黄跃秋在美国佛吉尼亚州大瀑布呼吸新鲜空气。孙方红1988年赴澳洲留学，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做讲师和研究员；21世纪中期回到祖国特区深圳，在平安证券做研究工作。刘卫1961年生，在班里年龄最小、考试本事最大。研究生毕业后去了南开大学，随后前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系读书，获得博士学位，一度回国工作，后来定居加拿大。

除去“九老”和“五朵金花”外，中生代和青年军刚好占据班上另外一半。王一江在洪君彦老师指导下读了美国经济方面的研究生，随后留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80年代后期开始在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学院任教，取得终身教授资格。进入21世纪后回归祖国，先后任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长江商学院，在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货币与金融等领域颇有建树。最近出版的《民富论》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对许多地方政府决策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一些评论家甚至将此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联系在一起。

78世经毕业时留校名额只有一个，马国南凭借实力成为幸运儿。80年代中期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深造，获得经济学博士。90年代前往香港发展，先后在百富勤、美林等著名投资银行做亚洲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等职。现任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国际清算银行乃全球央行的央行，其观点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异曲同工，对各国的货币及宏观政策具有重要影响。马国南仰仗在货币金融领域的渊博知识和深入研究，稳坐在高级经济学家的位置上，令同行羡慕不已。

赖平耀读书时被同学们称为“赖景润”，他绝对属于那种为学术研究而生的人，其专注程度一点也不比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做出卓越成绩的那位大数学家差。毕业后回到南京，感觉那里学术空气太浑浊，无法呼吸，于是重新考回北大世界经济专业读研究生；毕业后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回国后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当教授。年近六旬，孑然一身，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生活小事。目前正在组织策划一套《中国：面向2020年》丛书，希望能够达到19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效果。

王昭宁入学前是辽阳石化的法语翻译，大学时一边随班学英语，一边在西语系法语专业吃小灶，还经常看西班牙语方面的书，立志成为通晓西方语言的专家。后来由于睡眠上出了问题，记忆力迅速下降，只好作罢。毕业分配时到石油部海洋石油开发总公司（中海油），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批赴美国UC Berkeley读MBA学生、最早进入世界级大公司 - BP- 的白领，参与了中国石化行业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重大项目。王昭宁十分敏感，在全球高科技热之前很久便发明了“花新”虚拟拼音汉字输入法，并于1994年注册了国家专利。可惜BP的老板不是比尔盖茨，同时在资本运作上欠点运气，否则纳斯达克的第一家中国上市公司就与78世经有缘了。

1959年出生的袁跃东是班上的少壮派，聪颖智慧、高度关注政治、善于扑捉机会。研究生毕业后，在全国人大政策研究室长袖善舞，深受小平同志女儿邓蓉的赏识；后为追逐爱情东渡日本，并成功转型进入日本野村证券；中国经济转热时回归大陆，负责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的研究工作。同样年青的宋建奇毕业时考入社科院美国所读研究生，随后进入央行，期间被派往意大利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调到招商银行筹备纽约代表处，2004年调入中国外汇结算中心。长期的经验积累与历练使他成为中国金融管理方面的专家。班上最年轻的男生单忠东毕业后留学美国、澳洲，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和麦卡利大学博士。他跟随21世纪钟声回归母校，担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金融系教授、北大中国经济与WTO研究所所长。

张健是中生代年龄最长的一个，人缘好，笔头硬，毕业后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一干就是28年，从小编辑一路升到报社副总编。不久前退休，不禁令人感慨，班里中生代已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地步，岁月真的很无情。四年同窗，张健是我最要好、对我帮助最大的同学之一，1981两人合写的文章刊登在北大校报上，对我日后的进步是莫大鼓舞。毕业后我的研究文章经常出现在《经济参考报》上，甚至有过4、5个整版。

王大新与我年龄相仿，情况也相似。高考时数学成绩优异，中文较差，英语一塌糊涂。大一时我们两人跟不上世经专业的英语课，被安排到“图书馆系”从大字母补起；上高等数学课却轻松之极，学“概率统计”时成为班上唯一两个拿到学分的学生。王大新毕业分配到社科院美国所，80年代后期前往美国求学，竟一去不返。2009年北大世经专业50周年系庆时，他从遥远的美利坚寄来Dollar资助活动，拳拳之心，令人感动。

有几位同学毕业后交往甚少，却始终在我的记忆和关注之中。陈红石，北京人，本科毕业后师从洪老师作美国经济研究生，后移居美国。杨亚非，北京人，外语世家，1982年进入外交部，长期在驻外使馆和国际组织工作。马元鹤来自江苏，是北大校园中有名的男高音。毕业时去了国际贸易研究所，后移居荷兰。萧启安，江西人，1982年从省国投起步，后移师深圳，在投资银行和财务管理方面颇有建树。林伯英，福建人，78世经同学中入学考分第一，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天性善良的他毕业后回到福建，放弃“港澳办”的优渥待遇，长期扎根基层农村做扶贫工作，使人敬慕。周光启，上海人，英文水平高，在校时享受“小灶”待遇，由严仁庚老先生用英语单独授课。做事分寸拿捏得准确，至今大家都记得他那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名言。毕业分配去了浙江，后到深圳外贸部门工作。黄大中，江苏扬州人，数学天才，善打桥牌，偶尔冒叫。毕业时因数字能力强被分配到国家统计局工作。吴德辉是班上资格最老的大哥之一，与我同宿舍，教会我不少做人的道理。记忆最深的是他在我患失眠症时教我如何学会放松，两人每天一起北大临湖轩练习气功。吴大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天生一男，必有一女相配”。可惜他毕业后回到四川，再未谋面，我至今没能见过“嫂子”。

世界经济专业沾了洋气，出国的人多，78级三分之二的同学在西方长期学习、工作过，而专注在国内发展的同学却成了少数。看着北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77/78级出了十几名部级官员1，78世经同学不免有点发酸。班里行政级别最高的同学是刘旭红，国家发改委正厅级。俗话说，当上帝关上一扇门，往往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反之，当人们纷纷从窗中爬了出去，门就与你无关了。78世经多半同学长期居住国外，而国内同学大多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或经商。真正在政府工作者不过四五人，出息了个司局长也算不错。再说北大不是中央党校，毕业生不能以行政级别高低论成败。至此，聊以自慰。

张建同学说，作为北大学生，不一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不需要家产万贯、富可敌国；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无愧于国家和母校就可以了。78级29位同学，不仅全部健在，而且没有一个腐败分子、没有一个身陷囹圄，这是对洪老师和母校的最好的回报。由此想到今年夏天参加北大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仪式活动，担任俱乐部理事长的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发言中建议北大学生少看“如何快速致富”、“穷爸爸、富爸爸”之类的书，因为北大教师或者写书的人不懂得如何赚钱，否则他们就不在大学教书了。反之要多读《红楼梦》、《约翰·克里斯多夫》、《西方美学史》等等，这样的书可以帮助你建立高境界，工作之后不会因为“小钱”把持不住自己。俞敏洪讲他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北大毕业生在政府工作的人中变成贪官的少，经商者被“弄进去”的人相对也少，应该是境界在起作用。

岁月的河流悄无声息地漫过春夏秋冬，漫过天真烂漫的少年，漫过野心勃勃的青年。不知不觉间，班上年纪最轻的小姑娘刘卫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半百老太”，尽管我记忆中只有她扎着两只小辫时的样子。我不愿去承认岁月流失的残酷无情，更不想接受“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我还没有年轻够，身上全然看不到“五十知天命”者的优秀品德：既不威严也不稳健，既不世故也不恬淡。

我个人的故事非常简单。凡人一个，缺乏长期规划与自制能力，一生都在跟风。1982毕业年后在国家机关工作6年。1988年跟着出国风潮去了英国伦敦，做访问学者和读博士学位的5年是人生最享受、也最为纠结的5年。北大世经本科生的经济学知识和英文能力不敢恭维，专职读了三年书，后来一边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其中最多的功夫花在看文献和文字修改方面，很少享受学者应有的探索与创造过程。那个年代，回国工作收入太低；在英国从政乃天方夜谭，似乎只有下海一条路。

下海经商的坏处很多，其一是“欲壑难填”，像抽鸦片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多数企业负债经营，若不善于控制风险，随时可能前功尽弃。商界追求扩大规模像政界希望升官一样，总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更大的平台，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机会，结果形成“越有钱者越缺钱”现象。当代中国是个权力社会，又是个金钱社会，一个研究机构经过大量心理模拟测试后甚至得出“6000万元有效资产=厅局级”的结论。其二是“道德风险”，中国商界权力与腐败的影响无处不在，你很难“洁身自好”，而且要承受竞争者“不公平优势”（unfair advantages）的歧视，一不小心就会同流合污。现在我经常反思下海经商是否具有终极上的意义。如果说选择这条路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不受退休年龄的限制，只要脑子不老，腿脚跟得上趟。这符合我自身的愿望与条件。再则，官位和学衔都无法传给子孙，产业却可以继承。或许将来有一天真得干不动了，你可以透过企业的发展感受生命在延续。

我的生活中有三个世界：公司、家庭与朋友圈子，因而有三个不同的角色和三副频繁变化的嘴脸。在公司里，我对员工非常和善，却刻意与所有的人保持距离。我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没有访问过任何一名员工的家，甚至没有与任何员工私下吃过一顿饭。与大家等距离，事情变得非常简单：决策前大家可以充分发表专业意见，不需要看脸色；决策后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没有任何借口。

在家中，我的角色是“偿债人”，前世欠家人的情，今世做得也不够好，经常出差在外，天天回来很晚。自知愧疚，在家中低人一等：脏话累活抢着干，手快脚快；绝对地服从太太，不争不辩。对女儿、儿子有求必应，我的天职是娇惯、哄他们开心，而教育孩子是太太的责任。为了陪孩子玩，我四十多岁开始学滑板、滚滑轮、上网打游戏。

朋友圈子是寻找快乐和放松心情的自由港，在那里你不需要伪装，也无须故作矜持或考虑影响：斗酒、打牌、讲黄段子、抨击时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从来不与朋友谈生意，也没有任何利益和资金上的纠葛。相互认同就一起玩，不认同就说再见。而同学是朋友圈子的一个特殊群体，剪不断的情感，不认同也得认同，也不需要任何伪装，大家都知道你的底细。

人生非常短暂，而北大世经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值得、最愿意去回忆的一个过程。四载春秋，书读得并不多，但北大精神的熏陶给了我做人、做事的信心和责任心，一生受益无穷。如果说，命中有幸福的天堂，那么北大曾是我有幸乘搭一只方舟。能够成为北大世经的一份子，受到洪老师的教育、开导，是一生的福分。十年修得同船渡！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还会努力去读北大世经，师从恩师洪君彦。